为一所理想学校而来

肥城市仪阳街道中心小学   纪成涛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似乎已成为一句至理名言被人们一再推崇。以此类推，不想当校长的教师不是好教师，这样推理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当然，这句话未必是科学、合理的，但信奉它的还是大有人在。于是，积极主动、努力上进，最终如愿以偿；于是，就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满足感。从教近20年，笔者不敢说兢兢业业，但也是一直在努力上进，去年担任校长后，竟没有一丝的幸福感，“校长”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我曾经跟很多朋友说过：做教研出身的我是不适合做校长的，因为我很明白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但，承蒙各级领导的抬爱和信任，让我担任了校长。说这些话，未必有人会相信，但的确是我的心理感受。

不做管人的“官”

人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同事们似乎也都期待着我开始燃烧的三把火，可是我一直也没有烧起那所谓的“三把火”。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农村学校，要想发展，要想让老师们看到外面的精彩世界，不是用“火”烧起来的，关键是怎样用自己的热情和激情去点燃和传递老师们心中的那份激情。老师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浑浑噩噩的人云亦云，不是只顾低头拉车的奉献精神，而是一种包容和理解，是一种积极上进的斗志和激情，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和自由。所以，我和他们说，在学校，不要提“领导”，我充其量是你们的带头人。

或许，在我们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总希望有一个领导、有一个官去管着，有一个一把手拍板。所以，在新一届教代会成立之后，让老师们讨论“教师评价办法”，竟没有人提出意见。在他们的思想里，似乎这种管理办法就是由少数人制定的，与老师们何干？这就是多数老师的心理。其实，很多人感到评价办法有不合理之处，但就是不提出来，或者压根就没有认真阅读，他们认为：读了也是白读，提了意见也是白提。这是民主意识的缺失，缺少了民主意识，直接影响着教师的工作热情。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交流、碰撞之后，新的评价办法正式出炉了，尽管还存在着瑕疵，但这毕竟走上了民主的第一步。就在刚刚不久进行的教师评价过程中，有不少老师暗地里向我打听考核情况。我说：你不应该向我打听，考核小组全体成员就是教代会全体成员，你要真想打听，就去问他们，最重要的是，我没有任何参与。还有老师说：为什么教师共同体成员的分要平均呢？分高的不就吃亏了吗？我只能表示理解，因为评价办法中是这样写的。而评价办法是教代会成员经过一遍一遍修改、完善的，如果我要改，那么仍然是“人治”，一所依靠“人治”的学校是无法实现质的提升的。

都说“一个好校长，一所好学校”，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并不十分认同这个观点。其实，说到本质上，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教育的本源，学校就是一个师生共同生长的地方，学生在生长，教师也在生长，而生长的核心则是思想的自由，自由才能有创新，才能促进学校质的变化。所以，我不当“官”，我也不“管”，因为一切有章程，当我和同事们因为诸事有了“章程”的时候，我们的包容和理解也就自然形成了。

让每位老师都成为优秀的自己

有很多老师外出学习之后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急于与我交流：人家课程设置如何如何，人家课堂如何如何……我总是在他说到一段停顿的时候，委婉地告诉他：人家之所以好，我们才去学；人家的再好，描述得再生动，都不是自己的；我们自己需要改变什么？之所以这样说，我就是想告诉每一位老师，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我们不能成为“××第二”，我们只做最优秀的自己！

上任后，第一次办公会上，我跟团队几名成员说：我们的任务就是鼓励老师做自己想做的事，帮助老师做成自己想做的事。和老师们同事这么多年，我了解每名老师的工作特点，为什么很多人出现了所谓的职业倦怠，或许是年复一年的常规工作造成的。在毫无新意和创造的环境中，任何一个人都在为了那个小小的考试目标而奋斗，几乎没有人考虑过：我所为何来？我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跟老师们说：我们谁都不学，我们就做自己！学校如此，教师更是如此。老师们优秀吗？回答是肯定的。他们只需要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和平台，我的作用就是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和平台，让他们成为优秀的自己，仅此而已。

开始提出这个意见，很多老师不理解：可能吗？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项目？而我的回答是：只要能想到就能做到，我们需要做的是不停止的思考和行动。就这样，老师们也一起走在了思考与行动的路上。不少领导夸奖：这样一所农村学校怎么能在仅仅一年的时间有如此大的改革力度？我说：如果每名老师都有改革和创新的思路和做法，为什么不能呢？事实就是如此。每名教师在自己的学科教学之外，都还有自己的项目，要么是技术体验，要么是项目研究，要么是创意设计、艺术社团，同时还有校园演说家、校园吉尼斯、校园好声音、体育节等活动。其实，在每项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每名教师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都能按照自己的思维去尽量将活动项目做到最好。当然，在相同的领域中，他们做的肯定不是最好的，但老师们在其中也享受到了参与和成长的快乐。

其实，实现个人价值，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一种存在感；让每位老师发现最好的自己，成为最优秀的自己。吾愿足矣！

包容与理解最重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谁都知道这句话，谁都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可是，又有多少人真正能做到呢？我承认自己做不到，但我会尽量去做，同时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老师们也能做到。

新学期刚开学不久，十几位班主任一起找到我，回想当时的气势，有点来者不善的意思。看着群情激愤的几位班主任，我做的是面带微笑，静静地倾听。我心里明白，他们肯定是在某些地方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抑或是某项工作的开展有难度，又或者对学校存在某些工作上的意见。后来才听明白，他们是来找我诉苦的：尽管一直努力去做，但由于诸多原因，楼道内的卫生状况一直不理想，所以造成了对分管工作人员的误解。后来找了几位德高望重的班主任深入了解此事，事情很快也就得以平息。但我的内心却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分管人员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是没有错的，班主任有了委屈能找我倾诉也是没有错的。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果不能理清这一点，类似的情况很有可能还会出现。

其实，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而非制度的问题，更非执行的问题，主要是看老师们有没有包容与理解之心。我后来与几位班主任分别交流的时候说：作为十几年的同事，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我们可以说是最了解的，既然了解为什么非要拿别人的性格缺点来增加矛盾呢？想想不是吗？我们所针对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为学校、为学生，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呢？如果再往深层次想的话，这又不仅仅是停留在包容和理解的层面上，而是全体教师民主意识和自主意识的问题。试想，如果每名教师心中都有一杆标准的秤，而又在自己的工作中时时刻刻都按自己的标准去做，那么还需要有监督和督促吗？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教育就应该是这样一份充满理想与梦想的工作。这件事情之后，学校安排每项工作时，我都会反复地跟校长办公会的分管同志说：我们是服务者，在安排工作时我们要考虑，这件事谁不能接受？有什么困难？这件事谁能完成得更好？不能接受的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我们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老师们完成哪些工作？想到这些，就是对老师们最大的理解和尊重。

让孩子成长远比成绩重要得多

从我个人的观点看，我从没否认过大量的作业、大量的时间用于机械和重复的训练能提高孩子成绩这一观点，但我跟老师们交流，以牺牲孩子的健康和快乐换来的所谓的高成绩我们能要吗？

改革并不意味着否定。我承认在学生众多的基础素养中，“应试素养”应该是有一席之地的。我曾不止一次向老师们提出这样的反问：难道我们的课程只是为了让孩子应试吗？难道我们的价值仅仅体现在让孩子获得高分上吗？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这些涉及学校、教师价值取向的命题搞不明白，改革永远是空话，老师们也只能在疲于应付中度过自己的教育生涯。

所幸，在一次次的交流与碰撞之后，我们建立了共同的价值追求，我不敢说100%的老师都理解透彻，但至少我们一起走在了追求教育理想的路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有了技术体验，有了项目研究，有了艺体社团，有了生日课程、戏剧课程，有了校园吉尼斯、校园好声音、校园演说家，每一项课程都是为孩子搭建的一个平台，每一个平台上总有尽情的歌者和舞者。

有家长问我：孩子在周五不上课会不会落下课程？我说：谁说周五不上课？只是周五的课程孩子们比较喜欢而已。有老师提醒：这样设计课程会不会有点乱？孩子的大把时间用在了“玩”上，万一成绩下来怎么交代？我说：改革，总需要有人走出第一步。

当我们看到孩子在演说家的舞台上挥斥方遒、侃侃而谈，看到孩子们在故事大赛上的激扬文字，看到校园好声音舞台上的悠扬婉转，看到技术体验课程上很多男孩子在那里穿针引线，看到生日课程上孩子对妈妈的真情吐露，看到科学创意工作室里的思维灵动……我们每一位老师都为之自豪，为之兴奋。我们庆幸，我们坚持了自己的道路；我庆幸，我有了这群与我志同道合、追求理想的兄弟姐妹！

一年的校长经历，岂是寥寥数语就能反思完成的？开始时，我曾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被事务缠身，一定要坚持走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一年之后，我庆幸，我没有完全被“事务化”，因为我还在课堂，我还在读书，我还在坚持写作，我还在坚持和我的团队一起专注于自己的教育主张，思辨、建构自己的教育哲学。

我不禁想起刚读过的关于蔡元培先生的故事。蔡校长从不让大教授到总务处领薪水，而是他代领后，穿着一尘不染的西装，亲自登门请安，鞠躬作揖之后，助手悄悄将薪水交给教授家人。有了蔡校长如此的管理哲学，于是才有了那时的北大辉煌。

尽管，我只是一名农村小学的校长，但，为了心中的理想学校和教育理想，我想学蔡先生！

 

（《山东教育》2016年10月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