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走了。他走得那么安详，没有一丝痛苦的样子。我们兄妹几个还以为父亲睡着了。但当父亲干瘪的手从我手中滑落的瞬间，我终于意识到父亲已离我们而去了。眼泪不觉已爬满了脸颊，逝去的岁月又萦绕在心头。

父亲是一个农民,以前身体很强壮，特别是他总闲不住。我们说他只会下死力，他也只是笑笑而已。但父亲的憨厚朴实，却是人所共知的，一些小事上他从不与人计较。小时候，我们兄妹几个都不理解他，嫌他愚。

还在生产队的时候，队里看父亲实在勤快，就让他管理队里的几亩菜园。父亲精心侍弄着菜园，生怕大家分得菜太少了，不够吃的。为了增加队里的收入，他又在地边种上了黄瓜、甜瓜、脆瓜等。这下给孩子们带来了念想。一放学，几个调皮的孩子便到菜园里转悠，父亲知道他们嘴馋了，就给他们摘几个熟好的。有的白天吃不够，到晚上去偷，听到旁边的玉米地里有沙沙的响声，父亲知道是他们，便走出小土屋，故意大喊一声：“我看到你了，给我站住，找你大人去!”几个孩子吓得一溜烟地跑了。第二天，父亲把从地里收工回来的那几个孩子的大人叫住，往他们的筐里塞几个孩子喜欢吃的瓜，说：“孩子愿吃，可夜里看不见，好把不熟的小瓜踩坏了。要吃，让孩子白天来。”虽然父亲照看菜园，但他从不私自往自己家里拿一片菜叶。分菜的时候，他也不肯多拿一点儿菜，总是说：“咱多拿了，大伙就少吃了。”

后来，包产到户，菜园没了，父亲“失业”了。他在我家分得的那几分薄田上，还像种菜那样细心。那时没有牲畜，没有犁，父亲和母亲把地用铁锨一锨锨翻过，之后再用铁耙细细地划过，直到那地整得像过了筛子。每到这时父亲会抓起一把土，用手一攥，说：“行啦！”等到庄稼长出来，父亲就在家待不住了，时不时地往地里跑。每天早晨，只要出了村口往自家地的方向一看，准能发现一个身影立在地头，微笑着，望着地里的庄稼，那神情哪里是在看庄稼，分明是在欣赏自己的杰作。有时看他用小锄在苗下划来划去，土松得软软的，踩上去留下很深的脚印。我不解地问：“爹，地里根本没草，你每天锄来锄去的，啥用呀？”父亲看着我，认真地说：“种好庄稼，可不容易。你得好好伺候它，最后它才会给你个好收成。你要糊弄它，它也会糊弄你。”随即他又向东一指，“你没看见你二叔那棒子，都成么样儿啦？棒子长得还不跟草高哩。整天在家里坐着玩，能玩出好收成来？”

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从来不叫一声累。有一次，我和父亲去锄草。刚到地里，太阳就像吃了兴奋剂，格外的欢。刺眼的阳光火一样炙烤着大地。抬头望去，玉米上面像笼着一层薄烟，叶子都拧成了一根绳儿。汗水像虫子在脸上爬动，痒痒的，那滋味很难受。地里的人越来越少，只有父亲和我还在与太阳做着最后的较量。我看了看父亲，虽然衣服已经贴在了身上，但他竟然舍不得歇一会儿。我终于不耐烦地说：“爹，晌午了，走吧！”他抬抬头看了看说：“快干吧！到头了咱就走。”我顿时像没了气的皮球，索性躺在地上，抱头大喊：“哎呀，头疼呀！头疼呀！”父亲听见了，马上丢下锄头，跑了过来，急切地问：“怎么啦？怎么啦？怕是热着啦。咱回家！”我听了马上来了精神，一下站了起来。父亲笑着摇了摇头。

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热心人。邻里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二话不说，能帮就帮，也从不与人计较什么。邻居高四，父母没了，家里穷，都二十八九了，还没娶上媳妇。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拿出自己积攒的两千多块钱，召集几个邻居，帮助高四盖起了四间新房，并四处张罗着给他娶了个媳妇。高四逢人便说：“谁说俺没有亲人，三叔就是我的亲人。”

1994年，我高中毕业了。看着父亲本来高大的身躯开始驼背了，动作也显得愈加迟钝。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干地里的活已经有些力不从心。我想回来帮父亲，父亲却严厉地对我说：“不能家来。要争口气！”我拗不过他，只得上了德州师专。在德州的两年里，我不时地想起父母，不知他们是否还好。后来听人说，麦收时，父亲舍不得花钱用收割机，和母亲用镰刀一镰一镰地割，最后腰疼得厉害，只能坐在地上一步一挪地割完了小麦。听着，我的心一阵发紧，眼圈不觉红了起来。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离家很近的一个中学教书。父亲时常教导我：“教书和种地一样，不能偷懒，更不能马虎，要爱护学生。”父亲没文化，但他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也一直按他说的去做。

两年前我被调到城里小学任教，买了房，生活条件好了，想接父母来城里住，可他们总说不习惯，不肯来。我也只能在星期天回家看看。每天，我都会在心里祈祷：“爹，你要保重！”

可这声声祈祷终究没能阻止住病魔侵入父亲的肌体。当得知父亲得了肝癌，我几乎晕倒了。我知道我不能没有父亲，不能离开他。但我知道这是痴心妄想。我只能暗暗地再次为他祈祷：“爹，愿您一路走好！”

 

（《山东教育》2010年第19、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