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道德与讲真话

乐陵市安居小学   史   俊

 

2012年4月25日《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刊文说：“‘如果你是孔融，会不会让梨？’最近一道小学一年级的语文阅读题在网上引起巨大争议。有位学生答‘我不会让梨’，结果被老师打了个大大的叉号。”这让人陷入两难：“‘让’是一种美德，一种传统，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弘扬。但‘不让’是一个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他说出了‘自己心里话’，敢于表达真话又是做人基本的素养。”

表面上看，这的确是个“两难”问题：“不让”不合道德，但“说真话”却是基本的道德。如何是好呢？其实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让”与“不让”是思想问题，是内容；“真”与“不真”是态度问题，是形式，无关对错。

这就好比说，某人对某人恨之入骨，扬言“我要杀了你！食肉寝皮！”这是真心话，却大都不会真正去做。有真话之名而无真话之实，与道德无关。反之，假若至亲好友得了重病，我们向他隐瞒真相，安慰说：“没关系，养几天就会好起来。”这显然是假话，但是权宜之计，亦与道德无关。

鲁迅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某人得了个大胖小子，邻居都去祝贺。这个说，这孩子天庭饱满，今后准能做官；那个说，这孩子方面大耳，将来一准富贵。偏偏有人过来说，这孩子将来准得死。假话真话一目了然（换个角度而言，几拨人说的又都是“真心话”），可你说哪个合道德？

在小孩子那里，不怎么合道德的“真心话”我们会听到很多，比如上面的“我不会让梨”。真与假是形式，道德与否是内容。小孩子用讲真话的形式说了不合道德的内容，这并不可怕。这样的率性而言其实是挺可贵的，充其量也只能说明他们这个年龄对善恶好坏还分不太清楚。如果小孩子内心不想让，我们却教给、或是强迫他们说“我愿意让梨”——用说假话的形式讲了最道德的内容，那才是最可怕的。遗憾的是，我们的德育却常常做着这样的事情。不是吗？我们让孩子背诵许多道德的教条，我们用分数衡量孩子的道德水准，我们教给孩子怎样说合道德的话，却不去关注，甚至扼杀、惩罚孩子内心真实的想法。

现成的例子就有一个。

2012年4月9日，启东市汇龙中学出了件“大事”，一位叫江晨博的同学在每周的国旗下面讲话时，悄悄换掉演讲稿的内容，直面抨击了现今的教育状况：“根据调查，中国孩子计算能力世界倒数第一，创造能力世界倒数第一……”“这难道就是我们接受16年教育的结果吗？”“现在的生活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这种变味的教育，我们学了有什么用？就是考上大学又能如何？”言辞之犀利，令在场的三千多名师生深感震惊。

这本是一个“正面事件”，一个少年按照自己的心愿向他人、社会作出了真实地表达，学校应该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荣耀。但是，校方却宁愿去捂孩子的嘴，江成博不出意外地被学校要求停课“认错”。对此，《南方人物》评论说：江成博注定不会受到学校和整个教育体制的正面评价。这跟他讲得好不好没有关系。下一代的心愿不会被我们的教育倾听。我们的教育跟诚实不接轨。如果安徒生生在今天的中国，他可能会在那个著名的童话后面再写一节，即说出真相的孩子是如何成为另类，受尽冷落和歧视的。

江成博用讲真话的形式讲了最道德的内容，这本应是学校德育的最高境界——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即说真心话，做道德事。然而可悲的是，校方却认定这个特立独行的孩子犯了严重错误，而错的是诚实本身。这真是一个冷幽默，却恰恰又是学校德育无奈的现实。还有，现在学校里像江成博这样“冒傻气”的学生已是凤毛麟角了，而上面那位“我不会让梨”的也一定是个小小孩，稍大些的孩子早让我们教育得明明白白——什么时候可以讲真话，什么时候必须讲假话了。其实我们成年人不早就是这样了吗？

再回到开篇的“两难话题”。思想观念不合道德而讲的又是真话，这一矛盾的产生在于形式与内容的脱节，但对于世界观、人生观还处于发育阶段的小孩子来说，“内容”是发展的和可以改变的，而形式则是刚性的。小孩子偶尔说些不怎么符合道德的话，这不可怕，可怕的是让他学会了有意识地不说真话。因此，在遇到上述两难问题时，我们尽可以鼓励孩子讲真话。从小到大坚持讲真话，这才是最要紧的。如果是迫不得已，至少也应该像季羡林先生所说的：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是我们德育的底线。这样的孩子长大了，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

 

（《山东教育》2012年7、8月第19、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