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 先从老师开始

如果大家留意，为学生减负的话题不时会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每每这时，我便生出困惑：“减负”到底要喊到何时？

十几年前的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开了素质教育的先河。但学生过重的负担，一直以来都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严重阻碍，也造成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为了砍掉“重负”，还给孩子们的童年欢乐，让孩子们愉快、茁壮地成长，2000年1月3日，教育部发出教基（2000）1号文件《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同年1月7日，教育部又召开“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工作电视会议”，要求：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减负”大潮自此掀起。

于是，各地出台相应“减负”措施：不准学校假期补课，不准变更课程计划随意增减课时，不准征订各种辅导资料，不准布置重复性作业，不准把学生逐出课堂……取而代之的所谓的“素质教育”：运动会、书法绘画比赛、文艺汇演、跳大绳比赛、象棋比赛、主题班会、手抄报等等精彩纷呈，令人啧啧赞叹！

表面上看，学生的“负”减了，但实际上学生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用手掂一掂书包就知道。实际上减负的效果并不乐观。“负“不但没有减掉，而且出现了“越减越沉、越喊越重”的怪现象。各地频频出台的“减负”文件就说明了这一点。连许多专家学者也感到困惑：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在“提倡素质教育”和“减负”的口号中切身体验了十多年。我觉得，教育的每一次改革的停滞不前，“教师”是关键因素之一。我想，“减负”应该从教师减起。

比如“严禁按考分排名次”这一条就屡禁不止。从理论上讲，不按考试分数给学生排名次，甚至于不给学生排名，是对学生最好的尊重。事实却离不开“分数”，学生要它，家长要它，老师要它，学校要它，社会更离不开它。

因为学校评定教师的工作时，总要为老师排名，总要把老师分出个一二三四。可学校又按什么为教师排名呢？只要你不犯常规错误，没有体罚学生，按时教课上课，“德、能、勤”等几大方面根本不能把老师们分出高低，但是用学生的考试分数去衡量老师的工作，容易而直接。

评价老师的教学业绩是这样的：一个平行班级，只要看哪班学生的考试分数平均分最高、优秀率排第一、合格率最高，那么所任教师的教学效果得分就高，他的业绩就是最好的。即使另一个班的平均成绩低0.01分，优秀率低0.01%，所任教师的成绩也只好屈尊第二，再低就排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然后，再套用几个公式，就把全校乃至全区、全县的所有任课教师的名次排列起来，“好、孬”教师自然而然地给区分开来。

所以，为了使自己取得一个好名次，老师们就不得不在学生身上下工夫，不得不给学生多布置点作业，不得不私自用分数给学生排名次，以刺激和促进学生的进步。从这个角度上讲，“严禁按考分排名次”等相关“减负”的做法，在当前的中国基础教育背景下是根本行不通的，至少在今天仍难以实现。

一个最浅显的例子可以证明：现在许多小学的期末试卷的卷面成绩是两种形式的分数，一种是百分制，一种是等级制（A、B、C、D）；前者写在试卷的一边，为了评价老师，后者是为了给学生看，给家长看，给上级主管部门看——我们在搞素质教育。

《武汉晨报》曾报道这样一件事：湖北省襄樊市谷城县冷集镇大山沟村小学，一位班主任吴老师因“上门做学生家长的工作”，让成绩差的学生不参加毕业考试，导致一名没能参加考试的13岁孩子蔡小军（化名），于考试当天服毒自杀。

所以，为学生“减负”，不如先为老师“减负”。如果上级和学校不再单纯用学生的考试分数为老师排队，不再把学生的考试成绩与老师的业绩画等号，那么老师就没有必要用分数给学生排名次，也没有必要再给学生布置过多的作业。

老师的“负”担轻了，学生的“负”自然而然地就降了下来。到那时，还用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布“减负”命令吗？

 

（《山东教育》2011年5月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