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四十年 惠及三代人

黄   明

 

父亲退休那年还不到六十岁，时间大约是1974或75年。此前他在济南一所大学教书，“文革”时学校解散了，父亲被分配到泰安一所中专，离家索居，又无书可教，便办理了提前退休。回家后的父亲无所事事，遂日日爬山，本意在颐养身体，却不成想无论精神还是身体都日渐萎顿下来，倒是越发像个退休老头了。

接下来的事情却大不一样了！先是粉碎了“四人帮”，紧接着又迎来了改革开放，一切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恢复了正常，知识连同知识分子又被请回了殿堂，父亲也被重新恢复的原学校召回去上课。那时，他每日骑着辆旧自行车，从东城到西城奔波一个多小时去上课，不见劳累，却日见精神焕发。再后来，父亲应聘转入一所中专学校去教他的老本行——银行会计，并相继出版了《社会主义银行会计学》《银行会计概论》等多本著作，那时他已70多岁了。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带给了父亲晚年的愉快。

记得父亲应邀到北京讲学时，我也曾跟去。那是在居庸关脚下，当我独自登上残破的长城，即使于断壁残垣间，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伟大与坚强，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

再来说我自己。小学五年级赶上“文化大革命”爆发，所受教育可想而知。上了不到三年的初中，“毕业”那年赶上我们这届学生不下乡，留在城里分配工作。这本是大好事，但我却因成分问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其他同学走进工厂或留校当教师。直到1972年年底，几个分配到建筑公司的学生怕苦不去了，管分配的人问我去不去，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于是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建筑工人，工种是架子工——重体力一级，每月粮食定量35斤、月薪28.5元。这样的工作对于我这个从小在大学校园里长大、连树都不会爬的人来说，无疑是个苦差事。好在那时盖的房子至多也就是三层楼，攀在晃晃悠悠的脚手架上，拔杉篙、拧铁丝、绑麻绳，竖铁管、拧螺丝、铺木板，倒也撑了下来。很是应了那句话：人嘛，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这段经历留给我的就是：再没有什么工作（包括学习）可以称得上是吃苦了。

建筑工人的日子一过就是六年。就在我以为自己将要盖一辈子房子时，1977年9月传来一个好消息——大学要恢复招生了，而且人人都可以去报考！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从1966年停止高考以来，累积的考生可能已达2000万人！但消息很快就被证实了，我所居住的学校里的老师开始主动给我们这些几近文盲的“学生”补课，而且绝不会收费。还记得化学老师跑到家里为我补习功课，讲着讲着竟然睡着了，抬眼一看，已是凌晨一点多了。但是，说来很对不起老师，77级考试那年，化学、物理一张卷，我只考了7分，但语文考得意外好，于是第二年改报文科，终于有幸进入了大学中文系。那年我23岁。戴上校徽的那一天我在想，命运就此被时代改变了吗？

的确，感谢改革开放，是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大学四年，短暂而繁忙。我们这些“高龄”学生真的如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每日在书中大快朵颐。记得那时大家一直在比，看谁离开教室最晚。有同学甚至买上一兜馒头挂在床头上，只为省出吃饭的时间。毕业后我成了一名教师，先后教过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之后又做了十几年的行政，直至退休。

从1978年考入大学，到如今整整四十年，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改革开放，也受益于改革开放。几年前，我们先前大院里的同龄人曾经有过一次聚会，几十年后大家在一起时才发现，二十几个在座的发小居然全都在77、78年考入了大学。而且，被时代改变命运的岂止于一代人，这样的幸运还会延及到下一代。

有人做过统计，一般来说教师的孩子在学业乃至未来发展上都能显示出一定的优势，原因至少有三：一是教师的工资收入刚刚好，既不至于使孩子“纨绔”，也不会因贫困而影响孩子的学业；二是教师对教育的理解有助于孩子的学习与成长；三是教师（包括其人脉）方便给孩子的求学乃至未来发展提供专业支持。

对此，我们这两位做教师的父母深有感触。女儿从小到大，我们其实一直也没怎么管，多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她。比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责任自己负；生活上只求吃饱穿暖，不必吃好穿好；学习上自己尽力，需要时尽量帮助。最终，上大学能保送进211，读研能随己所愿，虽不是出类拔萃，但也尽如人意了。如此，还做何求？当然，若是追根溯源，这样的人生岂能只是个人的努力，假若不是改革开放，假若我还是一名架子工，假若孩子也没生这个时代，假若……那么，一切会怎样呢？况且，这样的代际传递会仅止于下一代吗？

四十年，三代人，个人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拜赐于改革开放，除了感激与感恩，还有期盼，那就是唯愿我们能沿着这条康庄大道一直走下去。（谨以此文献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山东教育》2018年11月第31期）